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

“万点花飞雨外村”- 悼陈育崧先生




* 柯木林 *
  
  陈育崧先生作古了!他是在1984年4月1日下午九时辞世的,享年积闰八十五岁。从此新马史学界,又殒落了一颗光芒万丈的彗星。
  陈育崧先生是新马史学界泰斗,蜚声国际的历史学者。凡是研究南洋史的人,没有不知道他的。他是我最敬爱的长辈。我钦佩他那谆谆善诱、提携后进的精神, 仰慕他那博览群书,饱学多识的风度,欣赏他那谈笑风生,语惊四座的口才。许多人认为他是成功的殷商,一代学人,我却把他当作一位难得的导师。自从与他交往 后,颇有相逢恨晚之慨!
  第一次看到“陈育崧”的名字,是在1966年,即我念高中二的那年。记得当年本地正在上映一部历史影片《甲午风云》,轰动一时,有一天班上同学拿了一 本《天马杂志》来兜售,书内刊载一篇文章,题目是“甲午前夕北洋水师访问新加坡记”。他们即以该文为号召,要我买一本。这篇文章的作者,就是陈育崧先生。 拜读后,对他那流畅的行文及笔锋带感情的句子,留下深刻印象。不过,那时我还不知道陈先生的来历。
  进入大学,选修“东南亚华人史”一科。指导老师带我们去参观国家图书馆的“东南亚室”(SEA Room)。“东南亚室”的部分藏书即为陈育崧先生所赠献。这时,对“陈育崧”这个名字,已经刻骨铭心了。后来,指导老师又带我们实地考察新加坡的历史古迹,陈先生也在场解说。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育崧先生的风采。
  1970年初就读荣誉班。学年已过了一大半,却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毕业论文题目,心情苦闷极了。然而失望中出现了曙光,我想到了陈育崧先生。在很冒昧的 情况下,打电话给他。但他却以十分诚恳与热心的口吻,约我面谈。就在他东海岸的住宅里,在他那闻名国内外的书房 —“椰荫馆”与他会面。交谈后他立即借我一份文件夹,里面尽是些战前剪报及有关的文献资料。他又取出名片,介绍我去访问林树彦、周镇豪、黄正本三位战前侨 领。在陈育崧先生的帮助下,顺利地完成了论文。这件事使我毕生难忘。而当年由陈先生介绍的三位侨领当中,周镇豪及黄正本两位先生也已作古,人事沧桑,如斯 而已。
  从1972年到1975年这三年期间,与陈育崧先生过从甚密,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在合洛路一间酒家共进午餐,听他述说南洋史的研究心得,获益良多。有时 到他的椰荫馆高谈阔论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与几位同道友好,勘察了新加坡有代表性的华族古迹,撰述《石叻古迹》一书。陈育崧先生为该书写序文并封面题字。

  陈育崧先生对南洋史的研究,有独到的见解。在战前,他即主张学术研究,应该“马来亚化”,亦即本地化。他常常说,研究南洋史,应当以本地为中心。譬如 他说,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,是中国近代史的大事。然而,太平天国运动是受梁亚发的《劝世良言》一书所影响。梁亚发是一名刻书匠,曾经在马六甲及 新加坡两地工作过。这是海外华人思想倒流,从而影响中国政局的一个例子。
  在新加坡的开拓先贤中,他最尊敬曹亚志。他说,每年农历初二必定到社公庙去祭拜,以示不忘先贤的汗马功劳。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,每年农历初一凌晨,我们也必定到天福宫进香。
  就因为陈育崧先生对南洋史的研究有独到之处,许多名学者在路过新加坡时,都会去拜会他。1975年,我们曾经劝他把历年来所写的文章,集成专书出版, 可是他一直不肯这么做。直到两年前,他的挚友许甦吾先生才毅然收集陈育崧先生的文稿,辑成《椰荫馆文存》三册,准备作为陈先生八十大寿的贺礼。无奈天不作 美,陈先生竟然不能看到是书的出版,令人惋惜!
  陈育崧先生虽然是厦门大学商科毕业生,可是他的旧学根底很好,英文程度亦佳。他写得一手迺劲的毛笔字,作旧诗也是他的拿手。他对我说,小时候老师曾以 “千条柳暗溪边路”嘱对,他即以“万点花飞雨外村”回对。由此可见他的才学。1976年11月,他手抄其旧诗作赠我。这部题为《椰影潮声》的手抄诗稿,我 已交给许甦吾先生,作为《椰荫馆文存》的一部分。
  1980年过后,陈育崧先生可能因为健康问题,就很少与我们见面。我记得很清楚,最后一次看到陈先生是在1982年10月2日(星期六)。当天下午, 我与张夏帏(时任《海峡时报》双语版主编),在没有预先约好的情况下,冒然到他家去。因为我们在事前已经听说他的健康欠佳,在道义上应该去探访他的。见到 他时,我以闽南话问他是否认得我,陈先生只是看着我,不发一语。看到这种情形,不觉黯然神伤!
  不知是否是第六感作祟,在陈育崧先生辞世的当晚,我就觉得心情烦燥。次日走访许甦吾先生,才知道陈育崧先生已在前夜辞世,愕然!
  苏曼殊说:“秋风海上已黄昏,独对遗编吊拜伦”。现在,我对着陈育崧先生手抄的《椰影潮声》诗稿,对着《石叻古迹》的序文及封面题字,不禁以十分沉重的心情,完成了这篇文章!
  
  
摘自魏维贤,许苏我辑编,《椰荫馆文存补编》(新加坡:南洋学会,1987年10月),页221-224
  
附:朱杰勤教授致柯木林函






木林先生史席:
  惊闻陈育崧先生因病逝世,至为沉痛。近年来,研究东南亚史地的著名学者作古不少,朋友中在国内则有郑天挺、韩儒林、方国瑜(他是新加坡中国南洋学会会 员)等先生,在新加坡,就有许云樵先生及陈育崧先生。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有诗云:“世上空惊故人少,集中惟有祭文多”。我亦有这种心情。
  今天收到先生悼陈先生之大作《万点花飞雨外村》,读毕不禁伤怀。此文所以能感人,第一,因为兄所写的都是事实,流露的尽是真情。第二,兄的文字功夫很好,“言情则曲而能申,叙事则迂而必达”。我希望为他作一传。
  陈育崧先生与我有数十年交谊,他和他的夫人来过我家作客,交换意见。我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,介绍他的学术贡献。可惜我手头上没有他的作品(除见于 《南洋学报》的几篇文章),又不了解他生前事迹,甚至不知道他死时及死后的情况。因此迟迟不敢下笔。如果兄存关于陈先生的资料(书刊及报纸),希望供给我 参考,用完交还。
  我作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会长,认为有必要在国内刊物发表有关陈先生的报导。
  前几天,我已有信给许甦吾老先生。
  兄和甦吾先生赠我的《勤勉堂诗钞》,对我有很大帮助。我又一次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  望时赐教言,以匡不逮。耑此即候
著安
       朱杰勤
      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二日
“万点花飞雨外村”一文发表后,广州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所长朱杰勤教授 (已故) 于1984年5月12日致函柯木林,述及他与陈育崧的交谊
  
附:陈育崧序《石叻古迹》
  
  这集子里所收集的廿五篇文章,其中关于庙宇的有十六篇,占最大成份,是本书的重点。我就依这一重点,写一些我对本书的看法。
  神祠庙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,盘根错节的存在着,神祠庙宇的周遭,往往成为公众集会的中心。生活的社会化和集体化,是社群团结和社区结成的主要原动力。 所有公众事务和公众活动,以此为范围,成一个社群的聚合轴心,巩固了“帮”的结集,起了血缘和地缘的吸引作用,成人口流动的取向,日益扩大。这种现象,是 新加坡人口结集的主流,现在我们还可以审察出来。
  在政府未将社会事业和公众福利,纳入政治范围之前,所有民间一切公众生活,多通过庙宇替大家安排、处理和执行。
  庙宇是满足人民的宗教生活,对神祗的崇拜,除了原有的机能外,它的副产物或副作用,往往超过主作用。一间庙宇,一经社会化起来,作用便大大地扩大,最显著的:举办善举、开设学校、发展高度的社会机能。
  新加坡的早期社会,是建立在私会党所结集的“帮”的体系上。许多庙宇是以“帮”为轴心,是私会党的外表幌子,一切由党人控制,有些非党的庙宇,也被党人渗透了,脱不了浓厚的私会党气氛。“帮”高于一切,“帮”首的威权,不可侵犯。
  天福宫虽是福建帮的产物,以它规模的宏大,无疑地最能使它成为全坡人民崇奉的神祠。在创办人的计划,可能希冀(?)用这间庙宇建立起一个一统的“神 权”,再凭藉着这一“神权”,来建立起一个“绅权”,运用“绅权”来领导一帮,进而至于超帮。于是“绅权”促使“帮权”合法化。
  殖民政府,虽然采用“客长”制,间接统治华人,但这个“权力”,不是凭空就寄托在一个人身上。“权力”的构成与获得,必须先有一种制度,那就是先有 “绅士”的培养,而后确立“绅权”。早期的社群是散漫的、支离的,受私会党控制着。要摆脱这一权力,必须另创一个较强的权力,来取代它。我感觉早期的新加 坡,一下子创建了这么多的庙宇,各树一帜,而天福宫耗费了大量金钱,多年的时光来完成这间全岛最大规模的建筑物,而且荣获御赐匾额,它的成为全民宗教中 心,是无可否定的。凭藉这一“神权”,来建立一个“绅权”。我们看英人接管马六甲,废除了甲必丹制度,那里的华人,便制定青云亭亭主制度来取代“甲政”的 权力。青云亭和天福宫,赋有完全支配福建人的威权,经它颁发婚书,才是合法的婚配:天福宫大董事禁止福建女子当娼,立法森严,无人敢破坏。他们尊重读书 人,“敬惜字纸,功德无量”,崇文阁除了教学外,更“为小亭以备焚化字纸,每岁仲春,济济多士,齐明盛服,以承祭祀,祭毕并送文灰而赴于江,因颜曰崇文 阁,以宏正道。”目不识丁的流寓华人,文字是具有神秘性的,对文字敬重,于是文字是教条.“绅权”便由这神秘性里面巩固起来。
  “绅权”寄托在“绅士”身上。这种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,一个重要的层次,是“地方威权”,掌握一个地方社群的领导权力,是没有印把子的官,对整个社群 起了积极作用。“绅权”的产生,是根据传统的,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里面传留下来的东西。权力是依靠身份获得的,在中国是一套不变的秩序,可是流寓海外的 华人,一些依靠都没有,还讲什么传统,什么身份。所以凭藉“神权”来建立“绅权”,是一个通达的捷径。同时使他的威信,无可动摇。
  “士大夫居乡者为绅”,在中国政权产生绅权,海外华人谈不到这些,可是在“社会阶梯”上,正企图向上攀登或挣扎的人,政府得把这些或有些可取的人物, 制成绅士,如赐封“太平局绅”,委任为“十二双”(华人参事局局员)等显赫头衔。一转眼间,他们便爬上阶梯,获得“绅权”。较后出现了清廷的卖官鬻爵,一 时炎徼殊域,翎顶满街走,资政第、大夫第眩耀门楣,领袖大量的产生,于是大群起了分化,小群便如雨后春笋,丛生起来。
  “绅权”的领导权力,是地区性的,有一定范围的界限,具有很强对外抗拒性。新加坡的五个大帮,各有其人口集中区,把新加坡划分为五个“帮区”,各有其 领导层。“绅权”是继替的,拥有绝对威权,有时它可以发展到政令自行的方式,这类型和格局,今日都还存在着,可是在城市的重建下,它面对消失的威胁, “帮”的本质开始动摇了。但以“帮权”为基础的“绅权”,恐一时还无法被冲破,这给社会学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题材。
  庆德会和金兰庙,是姻缘亲属制度的两种类型的结集,它们以结盟方式,制造人为的亲属关系,是和私会党组织分不开的,这两个结社所塑造的亲属原则,是有其基本判别之点,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材。
  在中国,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;而移民社会,虽具有乡土性,却包容了“陌生”人和来历不明的份子。这个特殊性,使它难于产生一个传统的继替领导人。 一个社群的史迹,大抵蕴藏在庙宇里,正待我们去辛勤钩稽。在不同范畴的社会学者,历史学者当然会从中采取他们所需求的资料。福建帮的“绅权”继替,是有其 历史因素,我们可以从本集里获得端倪。
  以上是我从本集里所看到的一些重点,还有一系列的问题,正待我们剖析,林孝胜的导言有不少的提示。
  柯木林的豆腐街一文,描绘昔日的繁华景象,使我回味着十九世纪新加坡的繁荣面貌,和人民的生活样相。当日大坡大马路,从豆腐街到牛车水一带,是全坡最 紧华地区,秦楼楚馆、戏园酒家,都集中于此,是民众夜生活的好去处。豪商巨贾、官绅名士,在这里酬酢,余韵犹存,可是如今大半凋零,冷落不堪了!让我记述 一个盛会,来衬托木林那篇文章。
  常熟卫铸生,是左子兴领事的诗友,他是书法大家,沪滨名士。铸生有“寿荣华酒楼即句”八绝,香艳旖旎,当时新加坡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,可见一斑:
  
  五花骢马七香车,辘辘声中月正华。
  灯火层楼明似昼,一竿挑出酒帘斜。
  
  花枝历乱映瑶台,玳瑁长筵烂漫开。
  十八云鬟随列坐,胜他刘阮入天台。
  
  楚楚豊姿嚲髻鸦,勾栏第一是儿家。
  叮咛记取门前柳,吹遍东风未放花。
  
  铜琶弹彻郁轮袍,色舞眉飞格调高。
  一串清歌珠十斛,天然声价冠花曹。
  
  清丝脆竹奏宫商,小令新翻旧教坊。
  我自浅斟尔低唱,倩谁窄袖舞郎当。
  
  泊肩两小最妖娆,忍笑佯嗔未易描。
  兜惹惊鸿抛妬眼,司空见惯也魂销。
  
  衣香髩影杂钗光,歌扇摇风纵酒狂。
  老去樊川真艳绝,醉围红袖睹飞觞。
  
  片言喋喋君难解,私语喃喃我未谙。
  妙到会心皆不远,何妨箝口两情含。
  
  《叻报》主笔叶季允戏成四绝调之:
  
  词坛跌宕老风流,裙履何曾让壮游。
  赢得群芳题品遍,多情谁似卫苏州。
  
  灯红酒酽按笙箫,妙笔拈来次第描。
  我把名花比名士,知君原是老来娇。
  
  一幅天然主客图,有人低唤小姑姑。
  似闻笑语还搔首,发白如卿玉体无。
  
  艳说新洲卖酒家,无端春色逗仙槎。
  他时归去人相问,幸道天南尚有花。
  
  左子兴领事,当时也是座中名士之一,他写了一首律诗来凑热闹:
  
   不向麒麟阁著勋,澹然怀抱自多欣。
  挥毫字字龙蛇态,脱口言言锦绣文。
  雾鬓云鬟常列座,蛮花犵鸟或为群。
  听君唱到销魂曲,令我如亲代性斤。

  
  十九世纪是大英帝国主义登上最高峰时期,也是新加坡华人建立了商业资本社会时期,在富裕的社会里和繁荣都市中人民生活的豪华,《人境庐诗草》里的“番客篇”,描写精致,研究十九世纪新加坡的华人社会面相的不可不读。
  华人从中国破产的都市和原始化的乡村,逃荒海外,生聚繁殖,结集而成社群;他们把中国的乡土社会定型生活的本质搬来。定型生活是含有抗拒性的,因为远 适异域,受着外来因素不断的冲激,又因为要适应陌生环境,不得不逐渐迁就。于是乡土本质,起了蜕变,次第解组,削弱了抗拒力量,推向看一个新型态的塑造, 形成了“移民社会”的结构。
  这个社群里的成员,存在着“不同阶层成份人等”。这些“不同阶层人等”的流动性和流动量是很强的,他的流动方向是朝着他所能接近的某一机缘而结集起 来,所以血缘与地缘是他的结集取向。移民社会的基层结构与动能各种分析,应从实质的研究,发展到理论的建立,这是我们研究海外华人史的蹊径。海外华人历史 研究,从片段史迹的探讨,进到通史的编写,已经有长久的时间了。最初因为史料的匮乏,大都从事于史料的发掘,因而成为樸学的一个支系。经过许多考据大师的 钻研,从中国和各国的文献里寻觅资料,逐渐把它贯串起来,乳育而为史的叙述。这一方面的知识提升了研究的兴趣和成果,推扩到专史研究的境地。它所牵涉的范 围,越来越广博,遂有个别专史、分类专史和各项专题计划的提出。汉学家对这一方面的贡献,是巨大的。他们主要是研究传统中国,并以中国文化为取向。自从社 会学家把中国当作一区域来研究,通过社会科学中各学科的特有概念,考察中国之某些面相。因为中国今日采取锁闭政策,这些社会学者,便选择了东南亚某些华人 集中地区,以“华侨”为研究对象,来推究中国社会的结构。他们从事“通过中国的研究,来增进社会科学的一般知识,以及如何利用社会科学中的观点、模型来理 解和分析中国的资料。”他们采取了社会学的调查方法来做中国专门性质的研究。英国斐利文(M. Freedman)和美国史基纳(G. W. Skinner)是这门研究的代表者,他们开始研究时,都以“华侨社会”的调查和分析入手,史基纳把巴素(Victor Purcell)的《东南亚华侨志》批判得体无完肤。
  田汝康的古晋社团调查,李亦园的麻坡华人领导层分析,斐利文门徒裴达礼(H. D. Baker)的九龙上水乡研究,都应用社会学方法来了解一地区的华人的过去和现在;在大陆大力提倡“乡土中国”的费孝通,却寂寂无闻了。这些社会学者除史坚纳外都是斐司(Raymond Firth)的高足,目下的“华侨史”研究,大都跑这条路线,成了一个有力的学派。
  日本的“华侨研究”,在东京方面,采取朴学的考据方式下功夫,大师辈出,造诣甚深,使我们望尘莫及;在京都方面,却以社会学为主,走实际调查的路线,其著者有:日比野丈夫的青云亭研究,今堀诚二的华人基尔特探讨,须山卓的帮的分析,这些都开拓了“华侨史”的境界。
  本书作者们是把新加坡有历史价值的遗迹,有计划地作一番查勘工作所写成的。新加坡的都市重建迅速地使一些古迹受到影响,为了抢救这些遗迹,政府特地制 订保存古迹法,并设立保存古迹委员会来负责保护,这实是明智之举。至于人民也应负起珍惜和爱护古迹古物的责任。学者们,尤其是历史家,更应共同努力,从事 对文物的调查和记录,来巩固我们历史的真实。同时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史迹,我们也应该深入研讨,创发一个共同认识,写成一部独立自主的本国史,来奠定和谐坚 强的国基。我觉得应用集体研究的协作精神,比个人单独写作的收效要好得多,特别在此时此地看来,是很有意义的。实地考察和文献探讨,相互印证,使理论与实 践能紧密地结合起来,取得的成果。自然很可贵的。本书里的文字也很通俗化,创造历史普及工作,这意义是重大的。
  历史不能单凭历史传统而了解,也不能单靠现在的社会结构组织功能而明白。适切的文化知识、历史重点,应该是对历史背景和文化制度与取向之目的及其交互 关系,作为研究的综合,用社会科学中的观点、模型来理解各国文献中所保有的资料。朴学基础,大可取用借资。但它偏于文字意义的倾向。不先去理解社会的真 际,再寻找适切的文字加以表达,是不能使历史的社会知识普及化。无历史的民族怎能有全民共同认识!有人说:历史是“非生产”学科,这种价值观念,是绝对错 误的。我很高兴见到这些青年学人:张清江、李奕志、柯木林、林孝胜、张夏帏、吴华等,对历史的爱好和力学,他们要我为本书写一篇序文,我不禁以十分偷快的 心情答应下来。我从本书看出许多新华社会问题和历史轨迹,正好藉此机会,略陈浅见,和大家讨论。
  
  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于新加坡椰荫馆
  
  
摘自林孝胜等著,《石叻古迹》(新加坡:南洋学会, 1975年4月),页 i - viii


南洋史学界权威陈育崧之墨宝极为罕见,这首七言古诗为陈老题赠本书作者




 《石叻古迹》一书四位作者与陈育崧(左二)合影于其书斋椰荫馆 (1974年11月7日)





History lives for him - Straits Times 1984-04-05




《联合早报》- 叶华芬及其南洋研究 (2022-12-01)

https://www.zaobao.com.sg/lifestyle/columns/story20221201-1339078

这不正是叶华芬对治史的坚持,也是那一代人做学问的热忱。能不叫后人仰之弥高?

起源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蓬勃于五六十年代的南洋研究,是新马两地珍贵的学术资产。近年来一些南洋研究先驱如许云樵、陈育崧等甚至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。相较于其他南洋史专家,有“南洋研究先行者”之誉的叶华芬,却因为种种原因,流传下来的研究成果不多,叶华芬其人更在岁月流逝中渐渐被人淡忘。

我对于叶华芬(1900-1964)及其著作所知也有限,只知他自1920年代即从事南洋史地及南洋华人研究,并曾提出建议,创立新马华人史的研究机构,他探讨马六甲华人甲必丹的《马六甲之华人》常见学者引用。

机缘巧合下,近日正好读了出版于1964年的《南洋文摘》,里面有一篇陈育崧写的的悼文《悼叶华芬先生》,读了自觉大有斩获。陈育崧的文章,情文并茂,信息量丰富,不但对故人的怀念与赏识溢于言表,且对叶华芬作为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做了客观的介绍与评价。

陈育崧与叶华芬交情深厚,叶在新加坡定居期间,两人曾经在松林园比邻而居,得以朝夕相过从。作为同好,两人更是惺惺相惜,陈育崧在文章中点滴回忆,那时他与叶华芬经常漏夜促膝长谈,畅谈的话题也都是南洋史,谈到兴起,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叶华芬为福建古田人,在砂拉越成长,1921至1923年间,曾赴福建福州协和大学读人类学,后负笈美国纽约大学。在陈育崧看来,叶华芬的南洋研究,以社会学基础,“阐释华侨史,独具只眼,言人所未言。”又认为其治史成就,“若高山大海,莫能测其高深也。”

陈育崧懂得叶华芬之名甚早,1921年,南洋土生土长的陈育崧远赴集美中学及厦门大学深造。在当时,中国现代华侨研究先驱何海鸣,在北京创办了《侨务旬刊》,从事南洋史地及南洋华人研究,而叶华芬那时已开始撰述有关砂拉越及南洋华侨史,并发表在《侨务旬刊》。陈育崧在每期旬刊都可读到叶华芬“皇皇万言”著作连续刊载,因此对叶华芬之大名早在1920年代已耳熟能详,并称叶以“王勃作序之年”,已名噪士林,享誉京华。

叶华芬于1931至1936年曾执教马六甲培风中学,教英文、史地等科目。据陈育崧所记,叶华芬在马六甲的时候,将三保山上断碑残碣孤坟都视为研究对象,并在三保山发现满刺加首任甲必丹郑芳扬之墓。有意思的是,陈育崧说,当年古城华人皆知有个叶华芬正从事马六甲史迹之发掘,于是纷纷以族谱请他检阅,马六甲古刹青云亭董事为了请他研究亭史,特开放所藏明清以来文件,均为第一手资料。叶华芬在马六甲教书期间,成就了“马六甲华侨史”一卷,研究成果“均发前人之所未见”。

陈育崧也指出,叶华芬在马六甲三保山发现多处遗址,且纠正文字记载之谬误,依陈育崧的评价,叶华芬“不独擅长朴学家之考据,更能掌握西方之田野考古工作”,因此其研究不落前人窠臼。

陈育崧曾应聘到马六甲出任华校督学,在马六甲期间,又与叶华芬时相往来。陈育崧提到,这期间,叶华芬曾向他出示其洋洋数百万字手稿五册,分别为《马六甲华侨史》《中南交通史》《南洋史》《南洋地理》及《侨务史》。

不幸的是,叶华芬毕生的学术成果大多在战乱中毁于兵燹(xiǎn),徒然叫人为之叹惋。也如陈育崧所言,这不仅是叶华芬的个人损失,也是国族之损失。

值得一提的是,1929年6月暨南大学在上海召开南洋华侨教育会议,叶华芬以专家学者身份应聘出席。《悼叶华芬先生》一文说了,会议通过了反对海峡殖民地施行的教育条例,并以大会名义向伦敦英廷抗议,要殖民地总督取消苛政。由于叶华芬精于英文,被大会选为撰稿人,而叶华芬也就“中英邦交,国际关系,剖释华侨合法地位,及应享之教育自主权,就理力争,词正义严”,但此文一出,引起殖民政府大为不满,对撰稿人叶华芬尤有芥蒂。

叶华芬一生对研究南洋问题、南洋华人深具使命感,陈育崧都在文章里一一记下:“华侨史之编纂,吾辈之责也”,这是叶华芬对陈育崧说的肺腑之言。又说:“吾生平无所好,舍此无他求,以史报国,固所愿也!”这不正是叶华芬对治史的坚持,也是那一代人做学问的热忱。能不叫后人仰之弥高?